世界日报:中越大战战俘秘录(转)

所谓的《世界日报》是在上个世纪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期间,在北美地区创办的报纸。它直接听命与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的指挥,并且得到了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经费资助,它的发行范围是北美亲国民党反共的华侨社团。所以,这种有倾向性的报道——本质是进一步挑拨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害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间接来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俘政策。   现在,对于被激发了压抑已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这些原本是反动媒体的报道,而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和观点提供依据。   事实上,从战略的角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真的应该发动这场战争——在中国研究界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民族主义者认为:这场战争教训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前盟友——而这个国家自几个世纪以前就是所谓中国的势力范围。   左派则认为:这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它在客观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努力,而中国通过这场战争换来了美国的友谊。——更深远的意义是,对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争夺失败以后,这种对苏联的恐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仍然导致了巨大的惯性——促使中国拒绝了同苏联一切和解的可能。中国由于当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推行的亲美反苏政策,使它事实上成为北约的准成员国,而直接对以后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50多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已成了「战俘」。   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第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   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廿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   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档、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松,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   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叹不已。   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共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辆坦克的郑姓二炮手(广东潮州人)却在越南广播电台开口说话,中方这才知道他已被俘。追授光荣称号一事当然因此告吹,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核实英雄模范事迹」,慎防再摆乌龙。   直到硝烟散尽的当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解放军在这次「惩越之战」中总共有239人被俘(448团占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另有少数失联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月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皮包骨、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围墙   中方在这场28天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较量中被活捉,但并非每个人都算得上真正的「战俘」。原因在于,越南仿效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实行「人民战争」,把边境居民武装起来抵抗「中国侵略」,甚至某些老弱妇孺也人手一枪。捉到这些有武器而无军籍的越南平民,反使中方大伤脑筋。当时在广西的雝宁、百色、天等、大新四县各设立一处俘管所,每处关押几百到一千人。但其中只有雝宁与百色两处对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另外两处关的全是「老百姓」,里面有父子、兄弟,甚至孕妇,确实「有碍观瞻」。   百色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正规部队与公安军的官兵,算是如假包换的战俘营,在押者军阶最高的是一位姓农的上校。「前指」联络部曾邀请外国记者前往百色参观,藉以展示中方胜利。雝宁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民兵,以及少数现役军警,只接待国内媒体或其它经过特许的参观者。   当时参观过雝宁俘管所的军中文化名人有电影编剧黄宗江、作家沈西蒙、吕兴臣、导演史文炽、诗人纪鹏、柯原、叶知秋等。据知情人士称,俘管所设在雝宁县蒲庙镇的县党校旧址,距南宁市30公里。该处十几幢平房疏落有致,绿树成荫,但四周竟无围墙或铁丝网,只有背枪的解放军游动哨来回巡察。   越南俘虏一律穿藏蓝色服装,睡上下两层的木床。中方透过越南华侨翻译告诫他们:俘管所保障各人在警戒范围以内的人身安全,但若私自逃跑,在此范围之外被民众打杀,中方概不负责。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十分有效,直到俘虏遣返结束,各俘管所始终未发生逃亡事件。   俘管所向每个战俘提供每月25元人民币生活费,但这些钱并非现金,发给战俘的只是一个类似存折的小本子。凭本可在小卖部买点香烟、肥皂、信封之类,买一件东西就照价从总数内减去,用完为止。   伙食由越南战俘自行管理,厨艺好的人被推荐出来为大家服务。据说雝宁俘管所的越南河粉还挺可口。上述作家们光临的当天,适值5月1日国际劳动节,俘管所操场上还能见到以越文书写的庆祝标语与黑板报。毕竟中越两国的意识形态同属马列主义体系,都视「五一」为重大节日。   后来两国交换俘虏,百色与雝宁两俘管所都将在押人员登记造册,如实交给越方;而大新、天等两处收容的「老百姓」,就只好用车送到边界的无人地带,悄悄释放了事。   表面上换俘暗地里较量   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是百花盛开的初夏,战俘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当年5月19日,中国方面首先宣布: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决定单方面先行遣返一批越南被俘人员,希望越南红十字会派人到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接收。所谓「零公里处」,就是中越两国公路互相衔接、里程碑镌刻着「0」的地方。这里场地开阔,边界走向清楚,没有争议,适于进行释俘作业。   当天一早,双方的「红十字会人员」与武装警卫就来到现场,在边界两侧搭帐篷、摆桌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那些身穿便衣、配戴红十字臂章的男男女女,其实也是双方的军人。   双方的办公桌一靠拢,戏剧性场面就随之出现。越方桌面明显比中方矮一截,也不如中方漂亮气派,这使插在桌上的越南国旗黯然失色。越方人员心有不甘,但无奈现场找不到其它桌子,只好临时搬来石块,把桌子腿垫高。第一次释俘过程大致平顺,获释的越南人穿着中方发给的蓝灰色新衣服,提着??回头地跨过边界。此情此景使越方感到不舒服,但除了嘴里嘟嘟囔囔表示不满,倒未作出其它反应。   第二次是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现场更加热闹。中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效果奇佳。   从这次起,现场出现了双方邀请的外国传媒。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高野功也在受邀之列,不料他两个月前深入谅山前线采访,竟死于中国军队攻城的炮击。中方请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记者,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   中国被俘人员内部早已达成默契,遣返回国的当天,每个人一迈过分界线,马上脱掉越方所发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首长,嚎啕大哭,恰似饱受委屈的孩子向爹娘倾诉苦衷一般。有的人把衣服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人员,以示不齿。还有人激动得扑倒在地,连连亲吻祖国的疆土。   一位原属广州军区后勤部某汽车团的司机,踏上中国领土后,立即从鞋底的夹层取出一枚解放军的五角星帽徽,以双手高高举起。据称,他从不幸被俘时起一直珍藏着这枚帽徽,用以激励自己保持对祖国的忠贞。   双方被俘人员获释时截然不同的表现,被各国记者纷纷摄入镜头。越南方面始料未及,狼狈不堪。为挽回影响,越方政工人员佯装与归俘拥抱,低声命令后者扔掉中国所送的礼物,甚至动手抢夺,弃之路旁。但越南毕竟物资匮乏,这袋礼物实在难舍,不少归俘又跑回去捡拾,使越方丢尽面子。   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遣返的人数也最多。就在越方战俘鱼贯迈过边界时,一名越南民兵突然走出队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黎笋「背信弃义,破坏越中友谊」,表示愿留在中国,「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突如其来的这一招,再次打乱了越方的阵脚。   大约两小时后,越南人终于找到了下台阶,推出昆明军区第11军一名在开战前叛逃的士兵,让他也来宣读一份谴责中国侵略、要求留在越南定居的声明。这当然有一点牵强附会,因为叛逃者毕竟不同于战俘,但总算兵来将挡,还以颜色,使越南人少了几分尴尬。   中国人对己方归俘的「热情关怀」也未持续太久。归来的238名官兵在医院接受体检或治疗后,一律送到南宁市郊的吴墟机场的「学习班」。他们在这里没有行动自由,且必须接受审查人员夜以继日盘问,详述被俘经过与在押期间的表现,同时还得检举他人变节行为、「有损祖国利益」言谈等。   可怜这两百多名战俘,才出外国的牢狱,又进祖国的囚笼。几个月后,严苛的审查终于结束,238人无一例外,都失去了解放军的军籍。情节轻者,带着有污点的人事档案复员回乡;情节重的,开除中共党籍、记过降级。那位带领全连向越军投降的50军150师448团连长,以军人渎职罪被判刑15年。   26年过去,燃烧的山林早已恢复生机,昔日战地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但愿有良知的人们仍然记得:两万多位炎黄子孙曾在这里捐躯,两百多名中国战俘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有战争就会有战俘,与崇尚人权的西方相比,中国人对待被俘同胞是否太多冷酷、太少宽容?(撰文/本报记者李大明 策划审稿/本报专栏组主任 孙靖洋)   另加:   中越战争中越军的战俘政策   发生于1979年2月的中越边境战争,短促而惨烈,给中越两国军民都造成了巨大损伤,在世代友好的两国人民心灵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关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我这里不想赘述,贵论坛里的青年们关于这个的讨论也非常多。   令人不安的是,在回顾那场战争时,不少青年由于不了解实情,往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产生偏见甚至误会,造成负面的印象,青年肩负国家的未来,应此,有必要纠正某些误解。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战争中越方“残酷”对待中国战俘一问题,你们有的说法近于无稽之谈。实际上,在战争中,越南方面对被俘虏的中国军人始终以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对待,其中的伤病员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救治,一名军医就是在战场上为一中国伤员紧急手术时被炮弹炸死。当时的规定是,对中国战俘,轻伤员和健康者,按越军一线野战部队的配给标准供给食品,重伤员营养增加三分之一。当时由于越南国内经济困难,食品药品短缺,应此中国战俘对食物是有些抱怨,但以上规定在各看守所都是按命令方式执行的。至于打骂战俘,是要受到严厉纪律的处分的,高平看守所的一位军官就是因为一中国战俘抗议食物恶劣将饭盆掷到他脸上,而脚踢了这位中国战俘,而受到禁闭处分。谅山看守所的同志,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为战俘改善营养。在战争后几年,还允许中国战俘自己饲养家畜和种作物,以改善生活。战俘除日常学习外,还经常组织文艺活动。   当然,中国方面的战俘工作也做得同样好。   持续10年的边境战争给越南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创伤,越南北部孤儿寡妇无数,但正如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所说,中越两国关系现在翻开了新的一页;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同志也表示要致力发展传统的越中友谊。   现在两国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可见,两个社会主义邻居之间,没有什幺问题是不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