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丽江政府对上弄虚作假保护对象也许不是高尔夫

官场上总是不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这些权宜之计也难免会有露馅儿的时候。10月22日,中共第六环境保护督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回头看”工作情况反馈会在昆明召开。该会议中提到“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而这些假装整改的现象的典型当属云南省丽江市政府对违建高尔夫球场的庇护。

丽江古城湖畔国际高尔夫球场长期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源自丽江市政府的保驾护航。尽管早在2011年中共高层已有《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明确警示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球场属于重点督办的严重违法违规项目。不过2011年丽江市人民政府先后上报整治情况时均称丽江古城湖畔国际高尔夫球场未占用自然保护区。2016年、2017年的“清高”报告也未报告涉及保护区内容。直到,中共高层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丽江古城湖畔国际高尔夫球场部分球道和绿化设施侵占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且至今仍在正常运营。

丽江市政府为了庇护违建高尔夫球场,对上级部门采取的阳奉阴违策略,某种程度上可与陕西地方官员多年来对秦岭违建别墅装聋作哑的行事风格相媲美。近年来,陕西省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先后6次被习近平点名,面对中共高层数次点名批评,陕西地方屡屡高调表态整改,实际上却低调落实整改方案,私人别墅在秦岭自然保护区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总是在高层整改风暴过了后,违建别墅重新野蛮生长起来。其中也不乏有像本案例中被相关部门庇护的高尔夫球场一类的违章建筑,比如近期被媒体曝光的违建超大别墅在数次整改中屹立不倒,其业主的父亲被爆曾任地方政府党政要职。

该案例中地方政府庇护的高尔夫球场,虽然目前尚未披露出该球场背后与当地政府存在何种利益纠葛,但近年来脍炙人口的“高尔夫腐败”也惹人对该球场背后的故事浮想联翩。虽然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王立伟表示,“贵族运动”“财富的象征”等标签化的理解是对高尔夫球精神的误读。但实际上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30多年来,高尔夫运动一直与官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屡次出现在诸多典型反腐案例中,例如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透露,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爱打高尔夫球,每周要打3次打高尔夫球,而且一般是跟商人赌钱打球,开发商故意输给他,变相贿赂。统计显示,仅在2015年,中纪委共提“高尔夫腐败”问题106次,“高尔夫腐败”案例31起,从“腐败形式”看,超六成涉公款打球,高尔夫被越来越多的民众调侃为“高而腐”。

“高尔夫”变“高而腐”体现在高尔夫为官员用公款为私人娱乐埋单,以及为暧昧的政商关系提供了物质载体。高尔夫运动滋生腐败的地方不只是在打球过程中,还包括装备、场地等方面。一个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相当于近百个足球场,其球场对地形、土壤、交通、水源、环境等硬件的要求大多都比较高,这样的球场往往会作为豪华住宅开发的一部分,能够增加土地价值和吸引富有的房地产投资者,为开发商带来暴利的同时,也成为销售土地的地方政府之财源,继而为政商地下合作提供了场所,乃至一些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县也纷纷修起了高尔夫球场;一张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高尔夫会员卡,常常是社交场合令施受双方颇有面子的礼物,例如原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入狱,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超过了50万元;一套精致的高尔夫球杆价格不菲,例如在检察机关指控河北邢台市委原副书记赵常福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中,就包括了高尔夫球杆一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0.4万元)。

一个高尔夫球场很可能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汇点,查处起来也有难度。因为有评论就指出“高尔夫腐败”既可以是像以上受贿官员直接接受会籍、球具等行贿服务或物件等显性方式;更可能是以受贿官员不持有会员卡,或不实名注册会员卡的隐性方式瞒天过海。在这种情况下,调查隐性腐败充满了难度,因此中国政府最近两年来出于反腐的需要,干脆停建和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及运营,如2004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要求停建或清理高尔夫球场项目,此后10年间,中共高层对此已经下达数十道禁令,2014年中国举国上下掀起了继2004年政策紧箍咒下的又一场大规模高尔夫球场整治运动,公开资料显示,中国高尔夫球场由2014年高峰期的1400家降至2017年的496家,降幅达65%。

但尽管高尔夫的命运沦落至此,仍不乏像本案例中违建的丽江古城湖畔国际高尔夫球场在当地政府的庇护下继续存活。鉴于该高尔夫球场本身存在违建和非法运营问题,以及长期以来高尔夫与政商腐败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丽江市政府的庇护行为难免让人产生联想:他们庇护的很可能不仅仅是高尔夫球场本身,背后的“高而腐”也许才是他们不可告人而又极力庇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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