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这个时代不再有奢望

【7月23日讯】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将人的权利看成是「仁政」的恩赐,而西方则将它看成是上帝给予的,这是人赋人权与天赋人权的不同。

生存权是人权中最为基本的一项,只有满足了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最简单的生存条件之后,才谈得上其他的人权。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仅仅停留在解决中国人作为生物人的基本要求上,而不承认人还有社会性的一面,还拥有其他的权利,其结果实际上放纵了人的生物性一面,让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生存慾望的满足上面,因为不允许追求生存权之外的人权,长此以往,让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生存权就是人权的全部。

在我们生存的时代,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孔不入,具有无限的职能,能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今天看来,在某些纯粹娱乐性的、物质消费性的领域似乎已放手不管,其出发点恰恰是纵容人的官能享受,这是古往今来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段之一,即放纵浪才、扼杀人才、培养奴才的招术。单纯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将全民的思想重心转移到赚钱上去,鼓励人人向钱看,在丝毫不影响绝对权力的前提下,允许人们把金钱作为膜拜的对象,以权、钱为轴心重建世间的秩序。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稳固既有的权力,保持既得利益,而且可以从中大捞一把,利用权力圈钱,化公为私,权钱交易,无不玩得得心应手,大量披露的腐败案虽然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但已足够证明这一切。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同样腐败,同样贪污,但程度、面积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那个时候毕竟有独立的民间报刊,像《大公报》、《世纪评论》、《观察》週刊等,傅斯年等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可以公开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批评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一等一的显贵,今天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而不是天下之公器,那个贪官该被揪出、该被曝光,都是由权力自身权衡得失作出的,被抛弃的往往是官场角逐中的失败者,民间没有渠道打「老虎」,连拍「苍蝇」也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的口号喊得越起劲,老百姓听起来就越有讽刺的意味。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是权力无限,另一方面是权利缺位,这样的制度环境必然是腐败丛生、道德沦丧、人慾横流,人们不再将荣、耻当回事,「笑贫不笑娼」注定成为主流的价值,人民过去对贪官污吏的那种憎恨感渐渐消失了,代之以羡慕、嚮往、恨不能如此等複杂的情感。对权力舞台上的起落、花样,人们不再关注,因为无力改变现状产生的严重失落感日复一日,导致了全民族的冷漠、沮丧和虚无。久而久之,人们连对「仁政」也不再奢望,更不奢望拥有无限权力的「仁政」或「暴政」有一天突然开恩,将人的权利赐给自己。

我常常想,没有对人的权利的自觉,没有人权的保障,人不过是吃饭机器、造粪机器、资源消耗机器,和其他生物并无甚幺不同,这样的存在是可怜而且可悲的。结束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就必须意识到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剥夺的,人类建立政府的本意就是要保证这种权利不受侵犯,而不是相反。时间进入21世纪,对于人权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秦始皇的时代,把人的权利还给人,生存权之外,我们还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信仰的权利,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包括经济方式、政治方式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有一项是不完整的,如果为了追求这些权利还要遭受监禁或其他形式的迫害,那幺只能说明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的时代,一个离秦始皇不远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还将持续多久,我并不知道,但我清楚,它必须成为历史,也终将成为历史,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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